彻底变革我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根基,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解放农民、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一切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态、亮相,受检验、被取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所说的,“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政策是中国革命的一条主线。

一、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的土地主张
邓演达长期从事军事斗争,他谈土地问题,是从1927年2月他为《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这篇文章开始的。他这时开始注意土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北伐战争中两湖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农民经过减租减息逐步提出了土地要求;国民革命要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必须逐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于1927年初传到了中国,这个决议明确主张解决土地问题,这对当时与共产国际有紧密联系的国共两党都是有重要影响的。
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邓演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关于怎样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篇文章没有具体讲,只是提出:“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但文章明确地斥责了贵族、绅士等把“减租”、“减利率”,以及“土地农有”斥为大逆不道的错误态度,认为如何对待推倒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农民运动,是区别社会分子的革命性的标准。文章说:“赞成建设这个新的秩序的,赞成捣毁这个‘旧的腐败的残酷的剥削的秩序’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便是革命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要保存要利用这个旧的社会秩序,旧的农民社会关系的,便是反革命者。如果是存着这种心理,或者是虽然口头赞成,而客观的行动在在与那种工作相反的,那无论是否进了什么党,一样的是机会主义者,是反动派,我们要把这些人肃清出去。”
他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这种态度,确是极其鲜明的了。
1927年3月,邓演达在许多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继续支持农民运动,提出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行减租减息;没收公产及反对农民运动的大地主的地产。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本决定提出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后觉得农民运动是整个的,故扩大成农民问题提案。3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土地问题,为农民迫切问题”,“最大需要”。“总理所言,‘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势必有土地!而后始能解决”。因此,“家长族长之把持公产,皆应充分没收,归乡归村”
。3月27日他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还提出:“中央委员会历次关于农民问题议决案,要完全实行”,“照第一、二、三次的议决案,利息不得过二分,减定租额百分之二十五。土豪劣绅霸占的公产和反抗农民运动大地主的地产,一律没收。设‘解放土地委员会’,在乡村组织机关,于最短时期办理完毕。”
为了保障土地问题的解决,他还提出要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927年4月2日,在国民党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邓演达提议“请指定徐嫌、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四同志”为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顾孟余又提议“并请指定邓演达同志”,会议一致决议通过。从4月2日至5月8日,这个有邓演达参加的土地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4月2日召开的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便阐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说“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我们现在受中央重大的委托,便是应如何去解决农民问题尤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即我们最大的任务要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关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一种迂远的、官僚式的调查方法。我们应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因为农民对于这个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等不得我们从从容容去调查统计。我们若果不能很敏捷的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疑心我们欺骗他们。……所以本会急应开会讨论,究竟本党要用什么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迫的大问题。”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步骤和方法,他坚持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应分政治没收与经济没收两个步骤,先进行有条件的没收。他在4月22日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为解决土地问题步骤改为两部分: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两个步骤即:一,政治的没收,二,经济的没收。因为经济的没收,在旧社会势力巩固的今日,必起大反抗,现在尚未有没收的口号,已经有种种谣言,如果有了口号是妨害土豪劣绅的特殊利益,必更惹起大反抗”。因此,“在革命势力未坚强,反宣传易侵入时,在目前革命状况之下,必须有条件没收,俟革命有相当把握时,再行耕者有其田,以至国有”。关于分配土地的标准等问题,他在解释土地委员会八条决议草案时说:“目前分配标准,是以无田的佃农为标准;非以中农为标准”;分配“以人口为准则”,如人口相等,
“又以年龄为等差”;另外“以乡为单位”,地主土地跨有多乡的,“亦可以乡为准,以区为单位”;土地分配机关“应由农民领导的乡区自治机关派员组织”,即
“农民自行没收分配管理”;没收分配后“土地归委员会管理,故禁止买卖”
。在5月8日土地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已有了原则的决定,目前两湖河南皆可准此原则次第实行”;而且
“目前为应付革命环境,所有土豪劣绅及党内的叛徒的土地,皆应没收,然后分配与农民”
。邓演达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标准,除禁止土地买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其余各点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比较可行的。特别是关于土地分配一般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等,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所继承,成为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两个基本原则。
到1927年5、6月份,随着马日事变、夏斗寅事变的发生,武汉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但邓演达仍在许多报告、文章中强调土地问题的解决。6月19日他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批驳了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非难,并初步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阶级路线。他说:“目前的农民运动,常常有人指为痞子运动,但是痞子是什么痞子?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是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才堕落而成失业农民,才堕落而成农民无产阶级。本党始终站在贫农的地位,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要时得其同情。现在农村确有不少的错误,这个就是缺乏真正的领导者。”他下边接着指出:“大地主因在打倒之列,至若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在这个时代,是革命的同盟者,对于他们的利益,当然不能不顾及。这个是农民目前的整个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更应当特别注意。”
他这种对农村阶级的分析,虽然不够精确,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与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原则是一致或相近的,其中关于争取中小地主以集中对村大地主的策略,也是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的。
对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的的行径,邓演达无比愤慨,他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南京纲领是要破坏农民运动,是一民主义,是半民主义”,“我们要实现整个的三民主义,而打倒一民主义、半民主义,断不能断章取义”
,而“三民主义革命,必然要解决农民问题才可以完成”
。在6月30日写的《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中,他沉痛地宣告:三民主义受到了曲解和背叛,农工受到了摧残,而“我们的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而有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意义完全消失,结果必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的反省”。在7月13日写的《辞职宣言》中,他再次沉痛地指出:“又若对蒋之举而出于私怨,并否认农工政策及土地分配等,则此次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
正是由于邓演达念念不忘三民主义,念念不忘农民土地问题,所以他终于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主张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基本底线是保障粮食安全;三农工作必须坚持的三条底线分别是:

二、邓演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主张
大革命失败以后,邓演达到了苏联、德国、法国、英国。在苏联期间,他于1927年8月17日在共产国际的欢迎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介绍了大革命的情况,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第五部分专门总结土地问题。11月1日,他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发表,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9年10月,他在英国起草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重申“解决中国革命的重点关键是农民问题”,并且目前的行动纲领中提出应立即解决以下的农民问题:1、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2、规定每农户耕地不能过百亩。逾此百亩以上之土地由人民会议规定办法没收分配给农民耕种;3、在百亩以内,因特殊关系,可以佃耕,但所收佃租不能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二十;4、所有一切祠产、庙产、学田,及其他一切公共团体所有的土地,应由人民会议规定办法分配给农民耕种;5、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新规定合法税律。
在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的影响下,谭平山、章伯钧等人便在国内酝酿成立新党,并提出以“科学的三民主义”为号召。1928年春,谭平山以“中华革命党”的名称起草了《党纲》和《政纲》,提出它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既以国民党为仇敌,也反对改组派的主张。但在德国的邓演达看到这个纲领后并不赞成,认为它“只是戴了三民主义的帽子,更换了新三民主义的实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后,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党的政治纲领,探讨建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等问题。在讨论党的政治纲领时争论较多的,首先是党的名称,其次是土地政策问题。有些人认为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土地转给农民,这对地主是妥协,对农民也不是革命的办法,要农民将来归还公债也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因此要革命就要彻底,邓演达说,这些问题我也了解。但我们现时应当考虑的是,一方面,要实行中国革命,首先要唤起民众,特别要唤起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且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反蒋是当务之急,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又须从军事上着手,要联络反蒋的现役军人;而且革命的主要动力固然是农民,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为其骨干。因此,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运动开始就会遇到一个严重的矛盾:参加反蒋的现役军人和知识分子中,很多和土地有牵连,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与他们发生利害的冲突,小资产阶级也多与土地私有发生联系,对土地农有同样会引起对立的情绪。所以,发行为期50年的土地公债,收购地主的土地,是便于减少阻力,早日取得政权。要知道,50年是半个世纪,时间很长,况且待革命政权建立并稳定之后,还可由国民公会重新改订土地法,或者废除土地公债。
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在上海成立,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正式发表前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这个纲领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叫中国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或者是由中国大多数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但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们非特曲解了三民主义,而且还假借孙先生的名义去作他祸国殃民的掩护,因此,“简单一句话,我们的斗争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的说,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这个纲领明确提出:“我们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达到土地国有的目的”,因目前条件不成熟,所以先“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
,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如下:甲、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乙、立行宣布免纳佃租,其耕作中的佃农及雇农可暂行保有原来佃耕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听侯详细办法解决。丙、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并斟酌各地方状况,分别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及最低额,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丁、在允许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由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各地方政府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收买归为国有。在最低额以下的土地,应强迫使其相互合并或加入合作社经营之。戊、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所有土地亦按私人土地收归国有法,由国家收买为国有。己、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的全部财产,应没收为国有。庚、所有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应由土地管理机关按照土地分配原则及各地方标准,负责分配于耕作的农民。原有佃耕的佃农,及无地的雇农与退伍的革命军人等,应有同等的机会领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辛、领用土地而不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农民应剥夺其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耕作私有土地的农民如犯以上条件,则并剥夺其占有权。壬、不准私行买卖土地,必不得已时的土地占有权及使用权的转移,应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机关的允许而后行之。除以上内容外,这个纲领还规定了6条一般的农业政策,如“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耕种。即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产力”,“提倡及促进农业合作”
,等等。
从这个方案可以看出,它比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方案具体、彻底多了,可以说是孙中山主张的进一步具体化与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将孙中山的主张变成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更多地具有了平民的性质。自此以后,邓演达便一直积极地宣传这个纲领。例如他在1931年4月3日写的《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一文中说:“我们——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底唯一责任在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其目的在: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如何解决农村中的矛盾,是“现时中国问题中底核心问题”,“而其过渡时期底第一步工作,在立刻解决农村耕地问题”
。他在1931年6月25日写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又专门论述了怎样解决农民耕地的问题,再次申明土地问题解决的最后目的是土地国有——土地社会化,而过渡办法是“耕地农有”或“耕者有其田”。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土地的方法”,“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同时,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带有强烈的地方性的,而且是急迫不能久待问题,必须立时去做才行”

当然,邓演达在积极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又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反对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他说:“我们认为共产党现时所采取的手段——烧田契、铲田界……烧杀等手段,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爆烈,而不是革命的正当的手段;却只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否定’色彩的。我们认为,政治运动及社会运动——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转移,绝不是用单纯否定消灭的方式可以做到;而是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否则只有灭亡与消毁,得不到什么。这是我们和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上的第一不同点。”
邓演达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
,他始终坚持的是孙中山关于核定地价、照价收买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

(1)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土地主张
邓演达在1931年被害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黄琪翔负责。1933年底,他们积极参加了福建事变。有黄琪翔任委员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立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
的主张。1935年秋,章伯钧等到香港讨论重振组织问题,决定党的纲领仍以邓演达时代的纲领作为基本纲领,但须根据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新的任务作适当修改,总的精神是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在11月10日召开的临时代表会议上,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临时行动纲领》坚持了邓演达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视,指出“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乃是土地问题”,但纲领修正了邓演这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意见,认为“中国农民之能得到解放,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之能够完成必须由农民自己动手,这是铁则”,并且明确指出:“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民族革命战争,没有这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然而农民决不能放弃土地革命而参加民族的革命战争。因此,土地革命与反帝战争,乃是绝对不可分离的。”“只有将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汇为一流,才能形成民族革命的战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这应该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信条,也应该是指导行动的原则。”
从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到赞成、拥护土地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说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认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逐渐一致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1938年8月1日于武汉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中,他们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不再提“反蒋”和“土地革命”的口号,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战时生产等主张。
1947年2月3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通过了《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议》和《宣言》。《宣言》谴责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实现和平统一,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农民生活等主张。3月12日农工党发表的《对时局宣言》,再次申明了耕者有其田、改善农民生活等主张。
1948年9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其中再次阐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当时应采取的步骤。决议说:“‘耕者有其田’,是本党一贯主张,也是农民解放的基本问题。但在今天南京统治区之下,我们应特别注意农村阶级关系,团结中贫农,争取富农和开明绅士。工作上通过中农关系,展开贫农、雇农组织,以巩固和扩大中贫农的斗争力量,革命对象集中于反动统治的机构及其执行分子和地方恶霸;对于一般地主的斗争,有采取温和渐进的方针。‘实行减租减息’与‘反三征’运动结合起来,为反封建反帝最必要的力量。”“农民运动已经强大足以控制的地区,为发挥战斗力量,解除农民的饥饿状态,应先实行对大地主停止纳租。……政权巩固以后,切实执行土改,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的主张与中共的‘土地法大纲’基本方针是一致的,但应依当时当地情况取各种方法进行。一般的,应首先没收反动军阀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农工民主党完全拥护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章伯钧提出《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的建议案》,农工党各级组织立即响应,在全党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法》的学习,有367入到农村参加土改,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29多年的时间里,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邓演达坚定地坚持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后来党的领导入逐渐赞成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以及土地改革的主张,并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这说明,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态度是与时俱进的,顺应了历史潮流的。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平均地权的目标,是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孙中山从自然法的观点,论证了土地应归为公有,而不该归私人垄断。他认为:“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之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

(2)耕地红线不突破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实现土地国有的途径有三:一是税去地主,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办法,实行土地国有;二是买去地主,用收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三是踢去地主,用强制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3)农民利益不受损。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主要是采取第一条途径,但也不排斥后两条途径。其具体步骤和方法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地价由地主自报并登记在册。地价税采用累进税法,地价愈高,其税愈重。照价收买的规定可使地主在呈报地价时不愿少报也不敢多报,少报怕政府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多报怕政府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涨价归公,“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1. 太平天国(1851年)

1912年初,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议试行平均地权,但由于意见不一,南京临时政府未能颁布有关平均地权的法令或措施。1912年4月1日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发表以“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为主题的演说,强调“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此后,孙中山一有机会,就把实施平均地权纲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该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具有进步意义。但它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并未付诸实施。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设立土地局,着手整理田土,并约请德国土地问题专家单维廉博士来华,研讨地价税问题,但因陈炯明叛变而中止。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屋宇田土清丈登记,制定土地税条例,并再次聘请单维廉为顾问,襄助其事。当时拟定的《土地登记测量及征税条例草案》,规定土地增值税当为100%,即土地所有之增价当征其全数,归诸公家。强调要有相应的经济制裁措施,而断无调和迁就之余地。

  1. 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三农工作必须坚持的三条底线分别是威尼斯国际平台app。旧三民主义(1905年)

正在此际,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将“平均地权”的重心,放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宣言”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平均地权”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国民党“一大”闭幕之翌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农民部,孙中山提名老同盟会员、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部长,彭湃为秘书。孙中山还亲自审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创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耕者要有其田”的演讲,深刻论述了“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因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从此,响亮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唤醒民众,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1. 新三民主义(1924年)

至于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做到“两不吃亏”。同时,孙中山也考虑过另一种办法,即“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只是认为当时条件还“没有预备”,不能马上拿来实行。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北上前夕,亲自签署了“二五减租”令,“即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尚未贯彻,孙中山即过早去世。

  1. 《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

国共两党在改革土地制度中的合作与斗争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有两次合作,两次分裂,都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

  1. 《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贯彻“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特别是支持农民减租斗争,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投身国民革命,促成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9年4月,毛泽东、邓子恢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是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很庞杂的组织,始终存在着一股代表买办豪绅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因此,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政纲,由于右翼势力的干扰,删去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条文。对于孙中山的二五减租等政令,右翼势力则阳奉阴违。他们尤其害怕和忌恨两湖地区出现的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浪潮,纷纷“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以致终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清党”、“反共”,背弃国民党“一大”宣言。

  1. 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末期(1937年–1946年)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同志书中还呼吁“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国共两党分裂,出现了“耕者有其田”与反“耕者有其田”的十年内战。

(1)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前,中共中央发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有条件的四项保证,其中关于土地政策的保证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也就是实行减租减息,以代替消灭地主阶级。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
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全文分为总则、土地登记、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5编397条,洋洋两万多言,核心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得侵犯,所以全文连“耕者有其田”的字样也没有。即使对“私有土地”有一些限制,如超过“土地面积之最高额”将依法征收等,也没具体限额。

(2)具体来说,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为适当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这个政策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一边。

国民党当局极端仇视和反对共产党在苏区领导农民进行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革命。1932年10月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的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公然策动和支持被打倒的地主豪绅阶级组织“还乡团”、“复兴会”进行反攻倒算。蒋介石还通电强调:“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再三申令“承认业主地权,保持目前农村秩序”。于是,1930年公布的土地法尚未付诸实施,有的立法委员和政府官员即明目张胆地叫嚣,“对于私有地最高面积之限制,应予删除”;“关于地租最高额之规定,应予删除”等等。所以,在1936年喧闹一场的“土地法修改原则”的争议中,竟连孙中山曾再三强调的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率的原则,国民党中央都通不过。

  1. 《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对土地政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和战区的二五减租刚刚开了个好兆头,蒋介石集团又唯恐共产党“坐大”,不断制造反共磨擦,致使国统区二五减租一再中辍、搁浅。1941
年12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十条,虽然重申了“平均地权,为总理民生主义实行之要道”,并视之为“适应抗战需要”的“当务之急”,但它不是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结果是“减租无由”,“增税有着”,扶植自耕农等措施收效甚微,田赋征实、征购虽对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作用,但近似杀鸡取卵。国统区土地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始终不渝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其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交租交息,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以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减租减息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

  1.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

八年抗战胜利后,各党派本来可以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再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即使蒋介石集团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还一再考虑“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直到1947年2月,中共中央还向各地通报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行“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得到中外记者赞许”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将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贫雇农和少量中农),实行土地私有制。土改之后,中国农村还存在富农,分得土地和财产的中农和贫雇农分别转化为上中农和下中农。

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论“二五减租”也好,土地法修正公布也好,所谓《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也好,《农地改革法草案》争论也好,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来对付。“甚至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国民党中央常委张道藩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可耻之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后来,国民党当局跼促台湾一隅,正是“铭记大陆的惨痛,锐意改进土地制度”,使台湾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威尼斯国际平台app,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这次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次土改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

其他政治派别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1.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956年):

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采取“‘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其他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也纷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案。

党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要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步走,将土改后农民(富农、上中农和下中农)的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人民公社)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

1.第三党的土地改革方案。

  1. 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

第三党,是指1928
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着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该党从成立时起,就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中,规定了“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要点是: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者不能有耕地;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与最低额,以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收买超过私人最高额的土地;公共团体的土地归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准私行买卖土地。

(1)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这些规定表明了第三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诚意愿。但他们不赞同共产党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方法,而是主张“平民革命”,取得政权,由平民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收买”办法来解决。结果,邓演达在1931
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极大打击。1933年11月,第三党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政纲之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亦由于福建革命政府很快被蒋介石集团镇压下去,“计口授田”也就落空了。

(2)“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1983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2.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托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1.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
年至1931年间,从国民党当权集团中分裂出来,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派别,他们在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前进》上发表政论,标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将来由政府明令收买土地归国有,但认为中国没有大地主,否定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存在,“无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之必要”,恶毒攻击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恶化的反革命派”,而且“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改组派自己则未曾提出一个像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农村改革再出发定了调,指出了农村“三块地”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不动摇。

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1924—1927年大革命后,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陈独秀则诬蔑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是“盲动”、“投机”、“冒险”、“阴谋”。

而2014年中央1号文件则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一个原则是稳定承包权,另一个原则是放活经营权。具体说,就是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3.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

  1. 19 大新政

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与中共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隔河相望,深恐中共势力蔓延晋西。阎锡山认为,共产党是“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防共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1935
年8月底召开的晋西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其内容: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按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18岁呈领份地,到58岁将地缴还;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分年偿还;耕作农民除缴纳占农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和产业保护税外,田赋照旧交纳。

2017年10月31日,中国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明确,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为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

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后,曾经轰动全国,引起各界评论,多数持否定态度。论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反映自足经济时代的封建割据的思想”。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实际上是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村公有”只不过“是一剂大众的迷魂汤”而已。结果由于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没法进行下去,山西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如故。

此次土地承包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土地经营权入股,维护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等七方面内容。

4.地政学会派关于土地改革的方案。

中国地政学会1933
年1月在南京成立,各省市土地局等单位是团体会员。该会集中了国民党中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人有萧铮、万国鼎等,是国内研究土地问题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机构,它举办地政研究班,创立地政学院,创办《地政月刊》等,有组织地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翻译和研究近代各国的土地政策和理论,为国民党当局制定土地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内部在看法上有严重分歧。

萧铮等人鉴于我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7年4月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发表“宣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便会解决我们。”提出天然资源国有,市地市有,农地农有的主张。并发行《土地改革》月刊,大力“策进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2月,该会公布酝酿半年之久的《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根绝土地兼并,“凡非从事于自耕之任何人民,不得购买耕地”。
“各地佃农应组织佃农协会,代为办理土地登记收缴地价”等等。按“方案”条文来看,确有把地主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佃农手中的内容和措施。“方案”公布后,京沪各大报纷纷揭载全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萧铮等人又在方案基础上拟定《农地改革法草案》提请立法院审理,终因意见不一,不了了之。

此外,社会名流也围绕如何实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国民革命失败时,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着文提出由国家出钱购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的逐步征收”,“慢慢儿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经济学家马寅初把耕者有其田主要归结为“永佃权”,主张改良租佃制度,让佃户永久放心去种。社会学家吴景超1934
年提出由政府用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农民分期偿还债券本息的方案;1948年春他又率先评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公布的《土地改革方案》,认为用
14年时间完成转移地权是太长了,应缩为7年等等。1948年春,社会上土地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大学教授倪青等47人、刁作谦等99人分别联名要求当局从速厉行耕者有其田。上海各方人士曾于1948年4月15日发表不流血革命运动宣言,要求制定全国的土地改革计划。

以上情况反映了各政治派别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看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提出“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接着中共“八七”会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所以,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地区落脚时,就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其他武装起义队伍也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前进。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一整年的分田斗争,湘赣边界政府于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等等,这个土地法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法令,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令。但由于缺乏经验,按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等。

随后,各革命根据地依据1928
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土地革命步步深入,土地政策不断完善,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等等。使农村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一二成,农民生活改善,能吃饱饭,踊跃参军支前。

但是,1931
年11月,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下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虽然也主张继续开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却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尤其是1933年夏天,在查田运动中加以强令推行,任意扩大了打击面,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发生了严重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1933年10月,中央正式颁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左”的错误得到一些纠正。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土地革命斗争和其他斗争一样,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本着团结御敌的精神,停止执行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公然宣布国共破裂,中共才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它体现了中共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这些规定与十年内战前期土地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了充实和发展。后来,为了防止“平分土地”中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等“左”的倾向,中共中央特在大纲上加注说明:“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发动快,声势大,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东、华中、西北等一部分解放区。到1949
年上半年,使1.5亿人口的地区迅速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一位美国人评论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其实,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美国的黑奴解放、欧美以往的土地改革相比较,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彻底得多。

第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动占农村90%的人口建立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先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再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是“恩赐”土地,而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第二,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够尽量更多一点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而且按人口平分土地,简便易行,尤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有利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

第三,无任何代价的分配土地和废除一切封建债务,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而且在土地改革后,鼓励农民勤劳致富,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尽量避免和减少新的两极分化,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考虑到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面临的中心工作已是生产建设,因此,将土地法大纲上关于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规定,改为保护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保存了富农经济。

到1952年9
月,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在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的土改,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纳600亿斤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有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为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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